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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来自精神病院 我和精神病院的故事

日期:2020-01-02 来源:我来自精神病院 评论:

[摘要]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进院的第一个春天,那时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患者,是第一次入院。患者的妈妈哭着说,她是当地高考文科状元,因为家里条件不好,上不起心仪的北大,于是就上了复旦中文系。但是患者不满意,整天钻牛角尖,要上北大,转不过弯来,而且看见母...……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进院的第一个春天,那时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女患者,是第一次入院。患者的妈妈哭着说,她是当地高考文科状元,因为家里条件不好,上不起心仪的北大,于是就上了复旦中文系。但是患者不满意,整天钻牛角尖,要上北大,转不过弯来,而且看见母亲就骂,最后没法继续上学。母亲看情况不对,就带她到我们医院来了。那时我刚进病房,总觉得每一天都特别漫长,封闭的空间、单调的作息和治疗,让每个人都觉得寂寞。也许就是因为寂寞,也许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,我跟这个患者很谈得来,上班的时候会经常和她聊一些喜欢的话题,倾听她的诉说。就这样,我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渐渐地,她对我也产生了信任。每当我递药给她的时候,本来不愿意吃药的她都会主动吃;每当闲暇的时候,她也会主动找我聊天,把一些心里话告诉我。她的病情慢慢地得到了控制,令人欣慰的是,住院期间她还经常写诗和文章送给别的病友。出院的那一天,她特别开心,送了一首平时作的诗给我。我清楚地记得,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:姐姐,你笑的时候很好看。她的康复让我第一次对这份工作有了成就感,也开始主动去接近患者,为他们服务。虽然我已经不太记得她送我的那首诗的内容了,但每每想起那些感人的场景,顿时会觉得阳光明媚,同时又充满了希望。

前段时间热播的纪录片《人间世2-笼中鸟》中有一个情节,讲述了经过治疗逐渐康复的患者,却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医院。其实,这样的情节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生涯。记得我刚工作时,医院有一本厚厚的集体户口本。那上面除了有职工的集体户口,还有100多位长期住在医院里无家可归的病人的户口。30多年过去了,集体户口本上的患者名单慢慢地减少到了几十个。从青春年少到老态龙钟,他们几乎从没有踏出过医院半步。而那个让我对工作充满希望的女孩子,在她妈妈因病过世后,病情复发再次入院,也因为兄弟姐妹不愿意接回家,在医院慢慢熬成了和社会脱节,不能独立生活的人,也成了被亲人和社会遗忘的人。在仅有的几次见面中,我发现,她的眼睛失去了神韵,脸上丢失了笑容,长期脱离社会已然使她没有了当年写诗的风采,也失去了康复的良机。每每想起她,我真是又心痛又无奈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近几年来,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界都在为患者的回归做着努力:精神专科医院名称从精神病院换成了精神卫生中心,虽然只是小小的名称改变,意义却很重大,它意味着精神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;医院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窗明几净,绿树成荫,不复以往的阴暗潮湿;医院的服务更加全面化,各种便民服务随处可见,互联网医疗应运而生;社会的广泛宣传,也让大众更加关注精神健康;各项针对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政策、救助救治政策的出台,都让患者离回归社会更近一步。尤其是最后一点,我深有感触。2018年我们崇明区政府为长期滞留在医院的病人,第一次出面召开协调会,专门召集有关单位进行协调,陆续有病人由家属乡镇领回,得到了妥善安置。其中有一个乡镇的稳定患者还走上了村垃圾分类保洁员工作,迈出了自食其力的第一步。

尽管我们只是走出了一小步,离真正的接纳和包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只要坚持,我想,积少成多,量变就会发生质变,就像前几天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一样。那天我打的去上班,的哥兴奋对我说“你是在精神卫生中心上班的吧?”我很坦然地回答:“是的”。话刚出口,我突然意识到,什么时候我能变得这么淡定了。这要是搁在以前,每每被问到此类问题的时候,我总是会尽量回避,或者顾左右而言他。这种转变到底是从何时发生的?我从没有留意过,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更令人惊喜的是,原以为只是火爆卫生圈内人士的《笼中鸟》,的士司机竟然也看了,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记得的哥说 “以前觉得精神病人看着蛮害怕的,现在想想他们也真的蛮可怜的,在你们那儿一待就是几十年。”我特意问他:“如果他们是你的亲人或者邻居,他们回来,你会怎么样?”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:“回来是他们的权利吧!”

是啊,回家是他们的权利!在我工作的这30多年里,几乎每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都一直在努力地和疾病作斗争,一直想冲出“牢笼”。当他们经过治疗,病情稳定,就要冲出疾病禁锢的时候,如果整个社会不能敞开胸怀去接纳他们,包容他们,反而阻止他们回归家庭、回归社会,这无异于在他们精神世界的牢笼上又上了一道枷锁。当年那个写诗的女孩,那些30多年户口仍在我们医院的病人,如果,当他们康复时,家人能接纳他们,社会能真正包容他们,他们的今天,他们的明天,他们的人生,将会有如何的不同?

期待有一天,每个人都能、都敢做这样的梦,那该是一个多么温暖的社会啊!

作者简介

周玉梅

崇明区精神卫生中心疾控分中心副主任,主管护师 ,1985年开始从事护理工作,2012年至疾控分中心从事精神疾病防治与管理工作。

我来自精神病院 我和精神病院的故事

知道这个事实,让我有些吃惊。也就是说,无论是农疗、还是工疗,它可能有的效果都不如想象中大,只不过成为病人在院康复的生活方式。关于这一点,病人和医生的意见都惊人的一致。为了有更多自由,陈顺水配合了这种方式。

于是我把我的问题发给姚贵忠,很久之后才得到他的回复,他说,「你的问题有意思,我们科决定开个研讨会讨论一下,你来吗?」

修改时间制度,意味着什么,会有什么后果,我问过陈顺水很多次,可是我们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来。

我想,我们在看待时间这个问题时,就是用的不同方式。

或者说,时间本身意味着什么。这漫长的二十年、这个过程中的 1 年、1 个月,里面的一天,一个小时,对陈顺水来说,又意味着什么。

即便是最好的医生,也说不清楚精神疾病在当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。也就是说,理性还没有办法解释非理性,但非理性却在理性的统治下陷入失语状态。

这看起来欣欣向荣的局面,对陈顺水而言,并不代表迈向未来的希望。这也不过是他争取当下自由的方式罢了,比如上面这些自由,就是他在这个医院 11 年的生活方式。

陈顺水告诉过我差不多的话,他并不遗憾自己这一生与精神疾病相伴。他错过了一些,但没有完全错过(这也是他的爱情观)。一些对普通人来说重要的东西,对他来说也依然重要,比如一些好朋友、一份工作、一些意义。他感受到身边的病友因为互相陪伴和理解,产生了一些好的变化,他们不追求康复,只追求找到自己的生活。

陈顺水最喜欢的书是约翰·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,读完那本书,他得出的结论是「正义需要两次证明」。

有一本叫《天才在左,疯子在右》的书,是一本精神病人访谈记录,作者虽然承认自己杜撰了不少,但也不难看出,那些关于精神病人的奇观描写仍然能勾起大众的兴趣。那好像是可以超越平庸日常的某个出口,那些理性世界未能探索到的地方,有些非理性的人帮你先行了一步。也好像是对理性世界的某种宣泄和抗拒,疯狂成为人类探索和扩宽自己生命体验的某种已知途径。

一位精神科医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「解锁」行动,为了防止病人「滋事」或者仅仅是掩盖「家丑」,家人把病人锁在房间,甚至笼子里——这些人往往终生用铁链锁在笼子里。

他有一个 iPad,一个 iPhone,他用十指撑地的方式做俯卧撑,每天抽两包烟,和母亲视频一次,在 YouTube 看台湾节目,打游戏,拥有一个原力觉醒机器人,床头摆着一本《大江大海 1949》,他可以为医院的病友解决大部分电子产品的问题。

看起来已经出院的病人,回到家之后需要面对药物的不确定性、外界环境的刺激,以及一些不可预知和抗拒的因素,每一个都有可能激发疯狂。

陈顺水就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作,在这里,他不被限制自由,工作台上摆了一个 iPad,他翻墙在 YouTube 看节目,我在的时候,怕我无聊,他也用 iPad 为我放过周杰伦。累了,他就去外面的葡萄架下抽烟。

比如陈顺水,他做了一个时间修改意见书,想要挑战现有的时间制度。在这个意见书里,他修改了现行时间的 24 小时制度,也修改了每个小时、每分钟、每秒的时常。

陈顺水争取到的最大自由是乘飞机旅行。前两年,大柳树医院开始组织病人一起出去旅游,陈顺水的第一趟旅程是去云南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,陈顺水觉得达到了自己一生的极乐体验。在第一次通过飞机涉足远方之后,陈顺水突然觉得,自己可以活在当下了,未来是什么样不重要,当下已经足够美好。在那之后,陈顺水又和医院的医生以及其他病人一起去了韩国、柬埔寨,福建,江西等等其他地方。

在 18 世纪末,疯狂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,「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狂」,法律赋予了一个人(监护人,或者是医生)对另一个人的全部控制权。

张医生在大柳树医院工作了二十多年,他的一位病人在出院之后,自己找到了一份停车场管理员的工作。有一次因为在工作中强烈要求一位领导把车停进白线内,让领导不开心了,被开除。张医生跑到这家公司去为病人维权,一方面他觉得病人在职责上并没有错,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对病人来说太不容易了。

精神科医生曾奇峰说精神分裂症的自救,是整个人类寻求自救的一部分,而且一定是最惨烈、最辉煌的一部分。

三个人都是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,各自有各自的幻听和妄想。每天,耿彤和他们坐公交车往返于公寓和康复基地之间,傍晚的时候,一起去超市购物,再回家一起做饭,「刀一直在厨房,我从来都不收起」,有问题的时候就吃药。耿彤希望这样一个实验可以对病人真正回到社会起作用,他不希望病人们永远徘徊在精神病院这个「旋转门」周围。

最终,三个病人以不同的方式和耿彤告了别。一个被父母接回家,另外两个不辞而别,有一个病人告诉他,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」。

他总不断向我重复一句李宗盛的歌词,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写照「一生涓滴意念,侥幸汇成河」,时间修改意见书让他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,如果下辈子也必须这么过的话,他也愿意。

2004 年,姚贵忠的同事耿彤,在姚贵忠的热情与理念影响下,在病人康复基地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,也开始自己的尝试。这套公寓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,耿彤带着三个病人住了进去,他睡在客厅的折叠床。

这是件当时只有医院康复科内部人员知道的事情,从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来说,存在太多微妙的风险,「我是医生,他们是病人,如果出了问题,医院也不管,是我个人的责任」。

[2] 《我穿越疯狂的旅程》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药物让他迟钝、无精打采,但拒绝药物他就有陷入疯狂的风险。二十多年过来,目前他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药物利培酮,这种药只是偶尔会让他做一些奇怪的梦,或者半夜醒来口干舌燥。

北京一家精神卫生防治院曾对住院患者进行调查,其中的一半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;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,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。

在中国的精神病康复领域,农疗和工疗从 1990 年代开始被尝试,旨在作为一种保持病人社会能力的康复方式。在大柳树,病人们就自己养过兔子、孔雀、鸡等动物。这里的病人还在附近的小工厂集体工作过,现在,他们有一间自己的餐具包装车间,病人们每天定时上班,包装筷子。

即便到现在,萨克斯也仍然面临不定期陷入疯狂的状态,但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。

陈顺水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精神病人,他反复经历的磨难和治愈,很多人也在经历。

在大柳树采访的日子里,一些病人向我袒露自己的面貌与心扉。这是一个有医生、有护士、有各种各样病人的场所,这个场域里充满了不同角色在立场、欲望和权利之间的拉扯张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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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节日腊八节 今在湖南新化等地区仍有留存

大多数时候,人们把患病的人看成是疯子、不可控制的、无法医治的。

他把这个意见书打印复印了上百份,放在衣柜里,遇见值得信任的人,他会毫不吝啬将其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。不过,他的主治医生并没有得到这份礼物,他经过别人之手拿到这份意见书,将它和陈顺水的病历放在一起,意见书在此刻必须接受医生的审判(诊断),后者拿着陈顺水的这张人生成果,说这是一种思维障碍。

有人告诉我他在这里过得很好、睡眠充足;有人告诉我想回家却回不去;有人告诉我自己有了喜欢的人;有人对着忽闪忽闪的电视信号告诉我中兴快不行了;有人也跟我说,这里的人不过是都在自私地为自己活着。

王大哥刚用 iPad 看完《北京女子图鉴》

王大哥认可他的正义,但并不认可他的方式。如果是他,他更愿意为了长久的自由放弃这些个人化的情绪。

他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父亲,并不再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。他向我强调自己作为精神病人的主体性,比如他会坐在宿舍外的凳子上,打开 iPad 大声放一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,试图给理性世界的人造成一些冲击,「我们是存在的,他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」。

病人不掌握自主权,权利在监护人手里,所有亲密关系都需要再经历一次检验。

本文来自公众号「偶尔治愈」。偶尔治愈,常常帮助,总是安慰,记录人与疾病、衰老、死亡的相处方式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样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,除了是一个关注精神病人权利的法学教授以外,萨克斯还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。她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(曾经她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),丈夫说,她身上的一些品质,包括聪慧、热情,远远超过了她的精神疾病。虽然为了获得这些,萨克斯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和自己的战争。

美国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教授,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艾琳·R·萨克斯, 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自救者。

《美国精神病学杂志》说萨克斯不断从浩瀚的治疗宇宙中的许多角落搜集光亮,最终自己也变成了一颗耀眼的星宿。萨克斯不是第一个在这场暴风雨中艰难航行的人, 但她的故事指引后人同样可以去经历这一场漫长的洗礼。

一个早晨,陈顺水拜托外出的病友把他的时间修改意见书带到邮局,寄给了 NASA,这一天,他向太空探索者发去了他的意见。

那些在医院一待就是 5 年、10 年、20 年的病人,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,没有选择余地地被遗弃了。萨克斯教授在患病之初有过一个朴素的愿望,「假如我真的要成为一个精神病病人的话,至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,并非他人的选择」。

四年前的某个晚上,陈顺水用 iPad 对着宿舍外的几棵柳树拍了一张漆黑的照片,发上 Facebook,他为这张图片配上了文字——「光明的起点」。

更激进的福柯则坚信,「任何精神病理学概念都不能为疯狂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」,与其说福柯在反精神病学,不如说福柯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,避免这个社会走向理性的极端。

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工业发展相伴而生的疾病。在工业世界,疯癫毫无价值,最终它呈现为被隔离、被管理。

姚贵忠大学毕业之后自己选了去精神科,老专家问他为什么选择精神科,姚贵忠说其他科他都尝试过了,答不上来为什么,就是很喜欢精神科。30 年之后,姚贵忠获得了全国「全国十佳优秀精神科医生」,他在那个时候似乎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,在《界面·正午》的采访中,姚贵忠说,「精神科医生,拥有上帝赋予的特权,可以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,世界上任何其他行业都不可以与之比拟。病人敞开心扉,甚至内心很龌蹉的想法都告诉我。我在帮助病人,同时也在丰富我自己」。

从医学研究的角度看,生物学的因素在精神分裂症中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,性格、家庭、心理状态占的比例不大。但这种比例研究对个体患者来说没有太大意义。一位状况良好,但仍然住在医院的病人告诉我:「我虽然是个唯物主义者,但我也得承认,这是命」。

王大哥也还记得那个场面,就像回忆起一件年轻时的趣事,他们并不觉得这场「疯狂」需要被缄默起来。陈甚至觉得,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,但在医院里,因为他的精神病人的身份,这件正义的事情就永远正义不起来。

每一次离开医院,陈顺水都会找一种方式以证明自己的生命力仍然存在。他疯狂跑步。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爬长城,虽然他双腿被药物搞得毫无力气,但他拼命扶着栏杆也要往上爬,他告诉我这是在和药物副作用作抗争。

在很多文学作品里,疯狂都具有某种浪漫的能力。法国作家米歇尔•图尼埃说,人是归功于自己的黑暗核心才有了自己的色彩。我把他说的黑暗核心理解为理性事物之外的部分。

在中国,无论是社区还是家庭都还没有强大到知道应该怎么应对精神病人。人们是以一种更技术化的方法来应对各种状况,如果你「发病」了,那你就吃药或待在医院。

每一个弱势群体都有一部自己的抗争史,试图打破理性世界秩序下的偏见。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。

最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时候,陈顺水委屈极了。他恨父母、恨医院、也恨医院里的其他病人。父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几乎放弃了那个还很年轻的陈顺水。两个人都度过了一些难熬的时光,是到了很多年之后,陈顺水才用行动为自己争取回来一些信任和自由。

维权并不是医生的职责,但张医生把病人当成和他命运共同体的朋友,他们彼此映照,「我们就算痛,也想要痛并快乐着的活下去」。

在所谓回归理性社会的方法,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,所谓疯狂的含义这些问题上,我迷惑不已。我把这几个问题抛向了中国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之一,北医六院的姚贵忠,他从 1990 年代开始就以最前沿、先锋的姿态来探索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方法。

萨克斯教授出生在美丽的迈阿密,成长在一个幸福、殷实的家庭,她的大半生都在和精神分裂症进行搏斗。

几年前,当两个人还穿着病号服在另一个病房住时,陈顺水打过一个护士。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,房间里的气氛莫名兴奋起来,陈顺水开始向我展示他的肌肉。用他的话说,护士在病房里「欺负」一个病人,他看不惯,就对护士出了手。结果可想而知,接下来的三天他都被约束在床上。

在马莉导演的纪录片《囚》的最后,一个年轻的精神病人不断追问身边的人,「你能解释吃是什么吗」,没有人能告诉他,他有些生气了。还有一个沮丧的老头,他在文革期间被打为黑五类,他一生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后代,早已为自己在理性世界被视为遗憾的一生下好了结论,「我的一生太平凡了,只有像我一样平凡的人,才能理解我的人生」。

在中国,很多精神病人都没办法真正回到社会,精神病院有一道「旋转门」——住院——回家——再次发病入院,有一些病人只有靠死亡这种方式才能真正离开精神病院。

[1] 《与精神病人共处》 罗洁琪, 界面·正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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